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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1-09]   来源:http://www.tommyzablan.com  历史名人   阅读:9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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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:

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一(王审知)
王审知(862年—925年),字信通、祥卿,号白马三郎,河南光州固始(今河南固始)人。五代时期闽王,909年-925年在位。自光启元年(885年)入闽直到去世,在闽39年,其中在福州32年,先后任福州观察副使、威武军留后、检校刑部尚书、威武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检校右仆射、检校司空、特进检校司徒、检校太保、琅琊王、中书令、福建大都督长史、闽王等。
唐僖宗中和五年(885年),与其兄王潮、王审邽随寿州(今安徽寿县)变民首领王绪转战福建,因王绪多疑猜忌,王潮遂发动兵变,囚王绪。其后王潮扩张其势力,于昭宗景福二年(893年)攻克福州,逐渐占领今福建省全境,王审知时任福建道观察副使。干宁四年十二月初六(898年1月2日)王潮过世,王审知袭福建道观察使、威武军节度使,后又受封为琅琊王。后梁太祖开平三年(909年),再受封为闽王。王审知出身贫苦,故能节俭自处,在位时省刑惜费,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,并称臣于中原。后唐庄宗同光三年(925年)去世,谥忠懿王,庙号太祖,其子王延翰继立。
王潮、王审知兄弟自中原南下,带来大批族人,所以至今仍被不少福建、台湾王姓家族奉为始祖,王审知且被福建移民尊为开闽圣王。又由于喜乘白马,并于兄弟中排行第三,军中常称“白马三郎”,死后为闽北居民立庙奉祀,号“白马尊王”,现在马祖还有数座白马尊王庙。
王审知重视社会的安全、稳定工作。光启二年(886)八月,王审知兄弟带兵攻打泉州,杀了贪赃枉法、无恶不作的泉州刺使廖彦若。在福州的福建观察使陈岩迫于形势,承认王氏兄弟,并疏请唐朝廷委任其为泉州刺史,泉州面貌很快好转。大顺二年(891),陈岩病卒,内弟范晖在福州自称留后。景福元年(892),王审知兄弟为了统一福建作了周密准备,经过一年三个月的苦战,终于在景福二年(893年)五月二十一日,打下了福州城。王氏兄弟入城后,亲自"素服葬陈岩"、"厚抚其家属",取得安定局面。随后,王氏兄弟还立刘行全庙祀之,大得人心军威大震,传檄四方,建州徐归范、汀州钟全慕,以及山区、沿海等处游散的武装力量都相继归顺,全闽得到统一。王审知采取种种措施,使福建境内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、稳定,为福建的经济、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王审知很重视经济开发,主要表现:第一、发展水陆交通。天复元年(901)他在筑罗城的同时,挖护城濠,建有去思桥、津通门等。天佑三年(906),王审知又在福州正街(今东街口北)毛应桥南筑还珠门,建南关桥(今称安泰桥),还开河通沃桥浦,引潮贯城,后梁开平二年(908年)建沙合桥(又名九仙桥)等。第二、扩大内外贸易。他执政时,取消闽江流域的关卡,以便货物畅通,以保山区、沿海城市的物资交流。同时,他在黄岐半岛开辟对外贸易港,史称"甘棠港"。随后福州与朝鲜、印度、苏门答腊的三佛齐等国家,都经常有使者和商旅往来,在福州等地进行经济、文化等贸易活动。舶来品有象牙、犀角、珍珠、香药等应有尽有。第三、重视发展农业生产。他委派有生产经验的颜仁郁管理农业,又派得力的官吏"出巡州县,劝课农桑",把因战乱而流亡各地的农民尽数招抚回乡,给予合理安排,鼓励他们开荒造田,发展生产;他为了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,决定凡耕种"公田",其税"什一","敛不加暴"、"莫有出征之役"等来减轻农民负担,他还鼓励农民栽种茶树,大量生产出口茶叶等,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;他重视兴修水利,如修浚福州西湖,把原来周围20里的西湖,扩展到40里,灌溉闽县、侯官两县民田;他在福清筑海堤,防潮护田,灌溉民田数千亩。第四、发展手工业发展。如闽北山区,办有很多茶厂,官焙有38处,民焙有1336处。在福州西南,王审知建炉治13所,供铸造用。在建阳,陶瓷业也较发达。在汀州置铅场,铸铅钱和铜钱。后来又铸大铁钱,以五百文为贯。当时手工业生产发展很快。王审知任职期间,福建经济建设有很大发展,出现了"时和年丰,家给人足"的现象。
王审知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。他重视使用人才,到福建以后,安置了大批的中原流民,特别对文人业士很爱惜,专门设招贤院等机构来接待他们。当时避乱入闽的有诏相溥之子王唐相涉从弟杨沂、知名进士徐寅,还有中原人士杨承休、郑璘、韩偓、归傅懿、杨赞图、郑戬等,王审知聘任他们做闽国官员,发挥他们的才干;王审知对福建的知名文人也礼聘他们做官,如任翁承赞为相,黄滔为节度推官等;王审知对义存、师备、神晏等宗教界名流也很尊重。王审知如此爱护文人,使当时福建,特别是福州地区诗文进步很快,陈衍说:"文教之开兴,吾闽最晚,至唐始有诗人;至唐末五代,中士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,诗教乃渐昌,至宋而日益盛。"
王审知重视发展教育。他采纳了翁承赞的建议,在福州"建四门学(高等学府),以教闽中之秀者",选知名人士黄滔等担任"四门博士"。在王审知的倡导下,当时州有州学,县有县学,乡僻村间设有私塾,"幼已佩于师训,长者置国庠",使文化教育事业大大发展。
王审知重视搜求书籍。天佑元年(904),王审知组织了大批知识分子,搜集缮写各家遗书,奉献给唐政府,充实编史资料,又为徐寅刊印《钓矶文集》等,为抢救和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。王审知还修复和创建许多寺和塔,他在主政时,兴建和修复了260座寺和6座塔,这些寺塔有的为后代留下了价值的文物,也就是旅游资源之一。
王审知为唐末五代时期福建的社会安定、稳定、经济、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,受到后人的好评。

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二(柳永)

柳永(约971-1053),初名三变,字耆卿,字景庄,排行第七,又称柳七,福建崇安(今福建崇安)人。北宋著名词人。出身于儒宦世家,工部侍郎柳宜少子,景佑进士,官至屯田员外郎,故又世称柳屯田。柳永为人放荡不羁,仕途更为坎坷。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,却只得四字批语:“且去填词”。仕途无涯,便自称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,流连于歌楼舞榭,沉迷于声色词曲,潦倒终身,竟由群妓合金而葬。
古人读书多为做官,词于唐代诞生至宋,填词名家亦多在仕途。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柳永,可算得上我国第一位专业词人。
柳永出身于世宦家庭,虽非汴人,但自幼年起就生活在都城东京(开封),在东京的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之下,他表现出了“善为歌辞”的天才,亦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,成为乐工、歌妓们的朋友。《避暑录话》载:“教坊乐工每得新腔,必求永为辞,始行于世,于是声传一时。”柳永的词,婉约美妙,很受听众的喜爱,连仁宗皇帝也爱让待从乐师反复演唱柳词。可是柳永没有想到,他的爱好和行动,却被人讥笑,说不是上等人所为,说他有才无行。他的词名满天下,是为婉约派创始人,都因词而坎坷一生。当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时,仁宗皇帝批曰:“且去填词。”从皇宫里传出的这句影响他一生的活,并没有将柳永吓倒,他以反抗的态度公然自称:“奉旨填词柳三变。”一如既往地填词、交友,他实际上是皇帝任命的专业词人了。他除了在开封生活以外,还到过南方一些城市,过着一种流浪的浪子生活。他的《乐章集》收词近200首,其中不少篇章表现了都城东京的繁华美丽,像元宵节的千门灯火及九陌香风,清明节前后的斗草踏青及斗鸡走马,场景都十分热闹。那首被传涌千古的《雨霖铃》,就是他离汴时与恋人分别的伤感之作。
仁宗景佑元年(1034年),已经47岁的柳永,迫于各方面的压力,终于考取了进士。从而结束了专业词人的生活。
政治上的抑郁失志,生活上的特殊经历,以及他的博学多才,妙解音律,使这位“浅斟低唱”、“怪胆狂情”的浪子,成为致力于词作的“才子词人”。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,特别是对都市生活、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。都市生活的繁华,妓女们的悲欢、愿望及男女恋情,自己的愤恨与颓放、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,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。此外,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、咏物、咏史、游仙等作品。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。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,大量制作慢词,使慢词发展成熟、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。在词的表现手法上,他以白描见长;长于铺叙,描写尽致;善于点染,情景交融,抒情色彩强烈;语言浅易自然,不避俚俗,使其词自成一格,广为流传。
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,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,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其词音律谐婉,平易轻约,更善情景之融。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中言称:“凡有井水处,即能歌柳词”,足见其靡盛,而纪昀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倍加推崇:“诗当学杜诗,词当学柳词。”著有《乐章集》,其词中名篇有《雨霖铃》、《凤栖梧》、《八声甘州》、《望海潮》等。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《词林纪事》和丁传靖《宋人轶事汇编》等。

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三(李纲)

李纲,(1083年—1140年),祖籍福建邵武,生于秀州华亭(今上海松江县),曾在徽宗朝内任太常少卿等职。
政和二年(1112年),李纲中进士,任镇江府学教授;三年后升为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。李纲素怀赤诚报国之心,面对山河破碎,激昂万分。他希望北宋君主能像汉武帝一样“勒兵十万骑,横临边朔”(李纲《念奴娇•汉武巡朔边》);像光武帝一样“早复收旧物,扫清氛祲,作中兴主。”宣和元年(1119年),李纲上书徽宗,建议整修军备,抵抗金军入侵。徽宗不纳忠谏,反而将他贬谪到边远的南剑州(今福建)沙县充当一名监税小官。
宣和七年冬,金兵大举南侵后,李纲冒死上血书,请宋徽宗赵佶禅让帝位于太子赵桓。宋钦宗赵桓即位后,虽然下令抵抗金军,但心里却七上八下没主意。宰相白时中、李邦彦两人劝说宋钦宗逃跑。李纲得知消息,立刻求见宋钦宗,说:“太上皇(指宋徽宗)传位给皇上,正是希望陛下能留守京城,陛下怎么能走呢?”李纲严正陈词驳斥白时中等人认为京城城池不坚固,无法固守的逃跑主张,说:“天下的城池,没有比京城更坚固的。只要皇上督率抗战,哪有守不住的道理。”宋钦宗迫于无奈,只好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兼亲征行营使,负责防卫京都。李纲发动军民严密布防,于靖康元年(1126年)正月打退金兵对京城的围攻。
同年二月,朝中一批投降派大臣借姚平仲偷袭金营失败一事,大肆造谣,说李纲闯了大祸,援军已经全军覆没。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话,一面派使者到金营赔礼,一面把主战派的李纲、种师道撤职。这个消息一传出,京都军民个个气愤。陈东等数百名太学生上书,数万军民集会要求李纲复职,宋钦宗被迫复用李纲。不久,将李纲调出京城,任河北宣抚使,旋以“专主战议,丧师费财”之罪,贬为毫州明道宫提举。
是年秋,金兵又大举南下,宋钦宗急忙下诏起用李纲。李纲虽奉诏率军北上勤王,但京城已经沦陷。次年五月,宋高宗即位后召李纲回朝担任宰相。李纲为相后,积极改革弊政,充实国库,整军备战,并提出许多抗金的主张,积极起用抗金派将领,南宋朝国力为之一振。宋高宗虽然用李纲为相,但他实际上却是宠信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个亲信。李纲极力主张北伐、反对迁都江南,触犯了黄潜善、汪伯彦一伙,在相位仅75天就被免职。自南宋建炎元年(1127年)起,李纲先后被放逐鄂州(今武昌)、万安军(今广东万宁)等地。
绍兴元年(1131年),宋高宗迫于朝野的呼吁,再次起用李纲,先后任命李纲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潭州(今长沙)知州、江西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隆兴(今南昌)知府等职。李纲一方面积极招抚流亡,发展生产,整饬军政;一方面再次上书宋高宗要他认真反省得失,待机北伐。但,宋高宗不仅不体谅李纲的爱国之心,反而处处节制他。李纲悲愤地感到:“六代兴亡如梦,苒苒惊时月。兵戈凌灭。豪华销玉,几见银蟾圆缺。”逐此产生了“休问六朝兴废事,白萍红蓼正凝愁。千古一渔舟”的念头,绍兴九年,愤而辞职。
绍兴十年(公元1140年),这位与宗泽、岳飞、韩世忠同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,在福建苍山松风堂含恨逝世,年仅58岁。他死后葬于福州怀安桐口大家山。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,南宋理学家朱熹、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先后在福建邵武、福州创建李纲祠。

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四(朱熹)

朱熹(1130~1200),字元晦(一字仲晦),号晦庵(又号称晦翁),别称紫阳。祖籍徽州婺源(今属江西),出生于南剑州尤溪(今福建尤溪县)。南宋儒家学者,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、经学家之一,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,南宋“闽学”的创始人。
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(1148)中进士,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,知南康军、提举渐东茶盐公事、知漳州、知潭州、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。平生不喜为官,“仕于外者仅九考(共九年),立于朝者四十日”(《宋无学案.元晦学案》上),一生主要的时间(约四十年)在福建讲学。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,被夺职罢祠,其学被定为“伪学”,其人也被定为“伪学首魁”,直到去世之时“罪名”尚未解除。但朱熹死后不久,“党禁”解弛,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,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“孔门十哲“之一,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。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,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,而且还远播海外,如李朝时期的朝鲜、德川时代的日本,“朱子学”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产生相当大的影响。
朱熹幼承家学,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,少时又师从属于“洛学”一派的胡宪、刘勉之、刘子0。他早年为学博杂,泛滥词章,出入佛老,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。从二十四岁起,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。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。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,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、经学家。朱喜的学问渊博,于学无所不窥,在先秦诸子、佛道思想、史学文学、天文地理、文字音韵、训诂考据、典章尔律等许多方面,都有相当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。更重要的是,朱熹以继承二程“洛学”为己任,广泛吸收了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,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,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。
在经学方面,朱熹有许多著作,如:《易》有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启蒙学》、《蓍卦考误》、《易传》、《古易音训》、《损益象说》、《易答问》、《朱文公易说》等;《书》有《书古经》、《书传辑说》、《书说》、《文公书说》、《书经问答》等;《礼》有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、《仪礼经传图解》、《朱子井田谱》、《礼记辩》、《仪礼经传通解续》、《朱子礼纂》等;《孝经》有《孝经刊误》、《孝经存异》;《四书》有《四书集注》、《四书或问》、《论孟精义》、《中庸辑略》、《大学集传》、《大学详说》、《大学启蒙》、《论语要义》(两种)、《论语训蒙口义》、《论语详说》、《孟子集解》、《孟子问辨》、《四书音训》等。以上还是不完整的,但仅从以上这个书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。在这些著作中,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《四书集注》。自元朝中期后,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,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。朱熹于《四书》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,他早年着力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晚年尤工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辨析毫厘,远在《易本义》和《诗集传》(这两书了为明清科举功令)之上。至于对《大学》分经传、补“格致”,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“宋学”之主观立场,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,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。
朱熹治经,既重汉唐注疏,又不一味推尊,其方法如其在《论语训蒙口义》中所说的:“本之注疏以通训诂,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,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,以发其精微。”自义理之学兴,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,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,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。所以,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,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。正如钱穆指出的:“朱子于经学,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,亦采北宋诸儒,又采及理学家言,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。其意实欲融贯古今,汇纳群流,采撷英华,酿制新实。此其气魄之伟大,局度之宽宏,在儒学传统中,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。惟两人时代不同,朱子又后郑玄一午年,学术思想之递衍,积愈厚而变益新。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,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。经学与理学相结合,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。”(《朱子新学案》)
朱熹一生著述极丰,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,《宋史.艺文志》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,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,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。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》中称他“致广大,尽精微,综罗百代矣”,并非溢美之虚语。朱熹著作中最重要、最有影响的,除《四书集注》外,当推《朱文公文集》、《朱子语类》、《朱子家礼》。

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五(洪承畴)

洪承畴(1593—1665),字彦演,号亨九。福建南安英都霞美乡(今良山村)人。
洪承畴自幼聪明好学,思绪敏捷,深受老师喜爱。他7岁上溪溢馆启蒙。8岁时,外祖父逝世,他就应用“三字经”口诵简短祭文,在场亲友皆称赞。11岁时,辍学帮助母亲卖煎豆腐,因帮助水沟馆学生做对子,熟师洪启胤探知情况后,免费收洪承畴入学读书。从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三国志》到《孙子兵法》无所不读,学识渊博。有一次他写一篇读书心得,老师看了拍手叫好,并写了“家驹千里,国石万钧”的评语,赞扬洪承畴年少就胸怀大志。后来洪承畴又转到泉州城北学馆念书,学业成绩优异。
万历44年,洪承畴考中二甲第17名进士。洪承畴从此进入仕途,历官刑部主事,朗中,两浙提学道佥事,江西兵备道按察副使。天启七年,任陕西督粮道参政。崇祯三年,洪承畴迁延绶巡抚,征剿农民起义军。四年,任陕西三边总督,于陇东晋西追剿义军。七年,授兵部尚书,总督关外五省军务。十一年,率部于潼关南源大破义军,李自成败走商洛山中。这十年间,洪承畴转战北国沙场,采取集中兵力,逐个围歼战术,大挫义军,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十二年,洪承畴又授蓟辽总督,成为明末重臣。
崇祯十三年,清太宗率兵包围锦州,边关告急。十四年,洪承畴授命率八总兵,十三万军队,一年粮草,出山海关驻镇宁远,往救锦州。洪承畴主张且战且守,步步为营,令敌自困,然后解围。而兵部尚书陈新甲别有用心主张速战解围,并派张若麟任监军,从中作梗,洪承畴难以从容布阵。加上粮草被劫又无援军,兵无斗志。总兵王朴率部先逃,各军纷纷奔命,又遭清军伏击,损失惨重,退守松山。洪承畴被困松山城达半年之久,粮尽援绝,处境艰难。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夜,松山城守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为内应,松山城破,洪承畴被俘。
洪承畴被送到盛京,清迁命其剃头易服投降,洪承畴拒不剃头,延颈承刃,“只求速死”,且又绝食七日,仍然“求死不得”。原因是皇太极接受范文程、张存仁的意见,一心想争取洪承畴归顺,礼贤恩厚,亲临囚室,解貂裘衣之。洪承畴经多方面揣摩,眼见明廷政治腐败,无可挽回。又看到清廷勃勃兴起,两朝之君襟怀两样,以清代明,大势所趋。即表归顺之意。但有两年时间,洪承畴仍在观测时局变化,不任官,不为清廷效劳。十七年三月,李自成攻进北京城,崇祯帝吊柳树,洪承畴看到明王朝已将彻底崩溃,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,减少生灵涂炭,才决心为清廷统一中国效力。
顺治元年五月二日,洪承畴随清军入京。多尔衮接受洪承畴的意见,先遗官宣布王令,录用明朝降臣,设府县施政,稳定社会秩序,不屠人民,不焚庐舍,不掠财物,约束军纪,秋毫无犯;免除三饷,民有轻负之喜。洪承畴仍以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,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,入内院佐理机务,授秘书院大学士。洪承畴借助参与国家大计之机,对清朝的政权建设、稳定社会秩序提出一系列措施,诸如袭明制、行保举、选人才、学汉语、读儒书等,促进社会发展。
顺治二年,洪承畴授命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的重任,采取“以抚为主,以剿有辅”的策略。在政治上联络族汉地主,以“原官留任”为条件,招抚安徽、江西要地十三府,招降郑芝龙,清军入闽;军事上以瓦解前明兵部尚书张缙颜的抗清力量为重点,使豫、鄂、湘诸省四十余寨“渐次驯服”;文化上则连续开科取士,(传说有“状元不满中,汉女不入官”的条款)弘扬民族文化传统,使新进之士有机参与朝政;经济上疏请准予减免苏杭赋税,停征漕粮等。这些措施,对缓和民族矛盾,减少兵火洗劫,生灵涂炭,减轻人民负担,稳定社会秩序,促进生产发展,均起了积极作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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